当广播舆论监督能够借助视频化手段将“民声”有效转化为“治理行为”时,其存在的合法性便不再依赖技术载体的新旧,而根植于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
【摘要】:融媒时代,广播舆论监督类节目面临渠道替代、用户流失与功能弱化的三重压力。本文以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《一线大调研》栏目为主要案例,系统分析视频化转型如何推动广播舆论监督节目从“内容生产”向“治理参与”的范式跃迁。研究发现,视频化不仅是传播介质的转换,更是监督效能的重构——短视频赋予“问题发现”以可见性,直播赋予“监督过程”以参与感,多平台分发赋予“治理压力”以持续性。广播舆论监督的视频化转型核心在于重塑广播媒体作为“治理共同体成员”的新身份。
关键词:融媒时代；广播舆论监督；视频化；社会治理
曾经,广播电台的热线直播节目是普通百姓向公共权力表达诉求最直接、最有效的通道。如今,互联网平台上的爆料与热搜似乎以更快的速度、更猛烈的声势替代了传统媒体的监督功能。广播节目作为“通道”的稀缺性被互联网瓦解,面临三重生存压力,渠道被替代、用户被分流、功能被弱化,传统广播模式在融媒体语境下暴露出了结构性缺陷,难以适应融媒时代受众对广播节目的需求。
传统广播舆论监督节目的生存困境
传统广播舆论监督节目普遍遵循“接诉—转办—反馈”的线性模式。这一模式在广播的“黄金时代”行之有效,但在融媒语境下暴露出结构性缺陷。
信息呈现单一。传统广播节目依赖声音符号,受众只能通过听觉接收信息。对于复杂的社会问题,声音难以全面呈现现场细节、证据链条和空间关系,致使监督的说服力大打折扣。
监督过程封闭。传统模式下,从接听热线到问题解决,受众只能被动等待反馈,无法实时参与、见证和监督问题解决过程,整个过程媒体与受众之间缺乏持续互动。
传播范围有限。传统广播节目受信号覆盖范围和播出时段的限制,舆论监督的影响力难以形成持续压力。问题曝光后,若缺乏二次传播和多平台发酵,很容易被淹没在信息洪流中,形不成治理效能。
上述问题不仅制约了广播节目的传播效能,也大大降低了节目对受众的吸引力,其本质是“媒介中心主义”思维在融媒体时代的“水土不服”。
《一线大调研》的视频化转型实践
配资介绍调研立本,视频化挖掘真问题。《一线大调研》栏目成立于2023年,栏目紧密结合党中央提出的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”的要求,将“深入一线听民意、摸实情、求精细”确立为栏目的工作准则,并将视频化采访、播出作为融媒转型的一个重要体现。栏目名称用“调研”而非“采访”,意味着记者要像研究者一样工作,不仅要呈现现象,更要追溯根源、厘清责任、提出方案。
以栏目记者对潍坊诸城环境污染问题的调研为例。当地“多年晾晒鸡粪、臭气扰民”的问题群众反映强烈,但长期未能解决。栏目组并未止于简单曝光,而是派记者持续追踪,邀请环境专家进行专业评估,最终形成“问题—症结—建议—问责”的完整报道链条。报道播出当日,当地政府即连夜清理整改。这一案例表明,当媒体提供的不仅是“投诉”而是“调研报告”时,其推动治理的效能呈指数级提升。
融媒驱动,视频化重塑传播生态。传统的广播节目只通过声音传递信息,在媒体融合发展的要求下,节目率先进行视频化转型。前期,记者在采访现场既录制广播素材,也拍摄竖屏短视频；后期,编辑团队同步完成音频剪辑和视频二创应用在节目中,并在节目上线播出的同时,将视频和节目同步在多平台分发。这一方式将抽象的问题转化为具象的画面,让听众“看见”问题的严重性,形成情感共鸣和舆论压力,同时可视化的直播让受众实时见证监督过程——记者如何调查、政府部门如何回应、问题如何解决。视频化带给受众的“见证感”,不仅增强了受众对媒体的信任,也形成了持续的舆论压力,倒逼责任主体加快整改。
视频化的核心优势在于将“抽象问题”转化为“具象画面”。广东“民声热线”中用户投稿的“路怒症”司机砸车视频,节目独家首发后实现全网894.5万次播放,24小时内推动警方刑拘嫌疑人。如果只有广播报道,这一事件的传播力和震慑力将大打折扣。
《一线大调研》同样受益于视频的“可见性”优势。环境污染的现场画面、问题设施的实拍镜头、政府部门整改前后的对比,这些视频内容比单纯的声音描述更具冲击力和说服力,也更容易引发跨平台的传播发酵。
这种视频化的传播生态,使媒体从旁观者转变为治理的深度参与者。媒体不再将自己定位为信息的“发布者”或问题的“转交者”,而是自觉嵌入基层治理体系,成为连接政府与民众、贯穿“问题发现—过程监督—效果评估”全链条的“治理节点”。在这一范式下,舆论监督的核心目标不是“做出好节目”,而是“解决真问题”。
监督闭环、建议导向,视频贯穿全链条。从调研到研判,再到建议、追踪,《一线大调研》形成了监督闭环,这其中包含三个关键节点,视频化在每个节点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节目之前,记者多渠道收集线索,视频报料成为重要来源。受众通过微信小程序、QQ群提交包含图片、视频的新闻线索；随后,记者持续跟进,通过视频调研,呈现问题现状,采访受众真实表达存在的问题；节目中,设计了嘉宾互动环节,主持人和嘉宾就记者发现的问题进行交流探讨,嘉宾提出建设性意见,敦促问题解决。可以说,从发现问题到给出解决建议,再到问题解决,视频贯穿全流程,真实、直观地将问题解决的过程呈现给受众,使受众的角色从“听众”升级为“共创者”,极大调动了受众的参与性。他们可以拍摄视频报料、在评论区提出议题、在直播间实时互动、转发视频参与舆论发酵,这种共创者的参与让节目有了活力,也助推了节目参与治理的效能。数据显示,2024年《一线大调研》全年播出107篇问题调研稿件,其中91篇已解决或正在落实,解决率高达85%。当群众看到“反映真有用”,节目的口碑传播便自然形成。
结语
《一线大调研》85%的问题解决率表明,当广播舆论监督能够借助视频化手段将“民声”有效转化为“治理行为”时,其存在的合法性便不再依赖技术载体的新旧,而根植于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。
融媒体时代,广播舆论监督类节目依托视频化转型走出了一条从“声量”到“治理”的成功之路。转型的本质是从“内容逻辑”转向“治理逻辑”,广播舆论监督的价值不在“发声”本身,而在于能否将声音转化为治理效能。首先,视频化不是“+视频”,而是“重构逻辑”。不能简单地把广播内容搬运到视频平台,而要从选题机制、生产流程、分发策略、效果评估等全链条进行再造。其次,在视频化生产方面,“深度”仍是核心竞争力。在社会治理日趋精细化的背景下,“专业的判断”比“情绪的表达”更具稀缺价值。《一线大调研》以“调研”立本的定位,正是对“深度”这一核心竞争力的坚守。再者,让效能可丈量是持续发展的关键。当监督成效可以被量化,问题解决率、群众满意度、整改落实率都提高,舆论监督节目才能在融媒时代获得持久的制度性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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